测绘史料▏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（上）

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曾经创造过多项世界纪录，比如：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古地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实物；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军事地图；裴秀提出的“制图六体”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测绘理论；沈括在11世纪后期制作的立体地图比欧洲要早出现700多年……为什么中国地图测绘史会有如此辉煌的篇章呢？本文根据历史地理学大家葛剑雄先生著作《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》整理编排，历数从古至今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光辉成就，厘清我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发展脉络，从而使读者了解我国地图发展的清晰轨迹。

上图说明：《五台山图局部》（五台县部分）见于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《五台山图》，现据《中国古代地图集》（战国——元）翻拍。

西汉以前的早期地图

1973年，湖南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发掘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。

考古人员在一只漆奁发现一迭腐烂破碎的帛片。但在这些像豆腐渣一样的碎片上，墨迹隐约可见，因此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。修裱工人将帛片一层层地被揭开，然后将碎片一一拼接粘连，最后裱糊成32张长24厘米、宽12厘米的帛片。经过专家的反复拼接，发现竟是一副长宽各96厘米的地图。由于墓的主人下葬于西汉文帝十二年（公元前168年），所以可以肯定，这幅古地图至少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。

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幅西汉地图的精确度相当高，山脉的画法接近于现代的等高线，比宋以后直到明、清经常采用的画法更高明；其主区的精度不仅超过采用现代测绘技术以前的各种地图，就是比之于清代以实测为基础测绘的《大清一统舆图》来也毫不逊色。

不仅中国地图测绘史因此而重写，世界地图测绘史也需要重写了，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过比这更早、更精确的地图实物，马王堆汉代古地图当然应该成为世界地图测绘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
1986年6月至9月在天水放马滩发现了15座秦汉墓葬，在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墓中，出土了七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。据鉴定，这些地图绘制于战国秦惠文王后期（公元前1世纪一二十年代），比马王堆地图更早了一个半世纪，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地图实物。

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图——裴秀的《禹贡地域图》及“制图六体”

经过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战乱，汉朝留下的地图已经相当有限。由于年代久远，记载在古代的地理书《禹贡》中的山川地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但后代的学者往往任意做出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引证，内容越来越混乱，错误百出。

另一方面，在消灭蜀国和吴国的过程中，魏国很注意收集两国的地图，尤其是平定蜀国期间还专门派遣人员随军队对沿途的地形、地势、山脉、河流、道路进行调查，然后在地图上核对修改。因此积累了不少地理资料和原始地图，为编绘新的高质量地图创造了条件。就这样，裴秀绘制成了18篇《禹贡地域图》。

《禹贡地域图》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，也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。图集所覆盖的年代上起《禹贡》时代，下至西晋初年，内容则包括从古代的九州直到西晋的十六州，州以下的郡、国、县、邑及它们间的界线，古国及历史上重大政治活动的发生地，水陆交通路线等，还包括山脉、山岭、海洋、河流、平原、湖泊、沼泽等自然地理要素。从图集分为18篇以及以后的历史地图集的编排方式来推测，这部图集很可能是采取以时期分幅和以主题分幅两种方法，即以时间为序绘制不同时期的疆域政区沿革图，又按山、水或其他类型绘成不同的专题图。

由于西晋统一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，十六国和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和战乱使地图很难得到保存和流传，所以《禹贡地域图》不久就失传了。

上图为《海内华夷图》

隋唐至宋时期的地图

（一）、《海内华夷图》

唐，贞元十七年，贾耽积十年功力，终于完成了《海内华夷图》和作为文字附录的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》40卷。这幅大地图宽三丈、长三丈三尺，比例尺是“一寸折成百里”（约相当于1:15万），区分出中原和“左衽”（少数民族）地区，显示山脉的走向和河流的源流。按比例尺推算，该图覆盖的范围东西有30000里，南北达30000里以上。虽然表文中没有说明该图起迄的年代，但从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》来看，这是一幅自先秦至9世纪初的历史地图。

在这幅地图中，贾耽首创了一种以不同颜色描绘古今不同的地名，加以对照的办法，即“其古地名题以墨，今州县题以朱”。这种“古墨今朱”的方法是贾耽首创的，由于有便于对照、一目了然的优点，特别适合古今地名变化频繁的中国历史地图，以后一直被沿用。

这样一幅巨大的地图当然难以保存，所以没有能流传下来。

（二）、宋代的石刻地图将地图刻在石上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6世纪的南朝梁时代，但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地图却是宋代，而且宋代留下了众多各类石刻地图，成为中国地图史上重要的一页。就地图本身的质量而言，石刻地图并没有什么进步，甚至肯定不如原来绘制的地图，但却能够历经千年战火风霜保存到今天。

在传世的石刻地图中，西安碑林中的《华夷图》和《禹迹图》制作年代最早。《禹迹图》刻于公元1136年4月，《华夷图》的上石时间要晚半年，它们同刻在一块石碑的正反两面，长、宽各约77厘米。

《华夷图》的内容以中国为主，但涉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，不过四邻部分主要是用文字而不是用图形来表示。国内部分的山川、湖泊、府州位置等，与实际状况大致相符，但海岸轮廓变形较大，辽东半岛、山东半岛、雷州半岛突出部分的形状尚未表示出来，海南岛的轮廓也失真。

《禹迹图》采用“计里画方”的办法，横方70，竖方73，共计5110方，每方折地百里，大约相当于1:150万。绘有政区名380个，标注名称的河流约80条、山脉70多座、湖泊五个。绘制比较精密，海岸轮廓、河流位置和形状都比《华夷图》更符合实际。

上图说明：《东震旦地理图》在《佛祖统记》（宋释志磐，宋咸淳元年至六年胡庆宗、季奎等募刻本）中，该书现藏北京图书馆，现据以翻拍。

元明时期的地图

（一）、朱思本《舆地图》与罗洪先《广舆图》

朱思本是元朝成绩卓著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，又是中国地图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。他绘制的《舆地图》经罗洪先增补为《广舆图》后，支配了中国地图200多年时间。朱思本一生广泛游历，足迹遍及今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等省，沿途考察了“山川风俗，民生休戚，时政得失、雨潮风雹。”每到一处他都注意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，核对旧图。

公元1311—1320年，朱思本历时十年绘成了一幅长宽各七尺的《舆地图》，以后刻石于上清宫三华院。原图和碑都已失传，但从明代罗洪先的《广舆图》还能看出《舆地图》的原貌。据《广舆图》推测，《舆地图》以中国为主，以计里画方法绘制，图上的山脉、湖泊、河流的位置、形状、距离比较准确，而州县画得较粗疏，已经系统地使用了符号图例，黄河源已被大致准确地画在星宿海西南的喀喇渠。

朱思本的《舆地图》虽达到了新的水准，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流传，因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。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大幅地图很难复制或印刷。

罗洪先在“遍观天下图籍”后，深感错误不少，因此访求三年，找到了朱思本的《舆地图》，又花了十多年时间，并参考了一些其他地图，才在嘉靖二十年增补改编成《广舆图》。

《广舆图》共44幅，分四部分：舆地总图一幅；两直隶、十三布政使司图16幅；九边图10幅，洮河、松潘、虔镇、麻阳诸边图五幅，黄河图三幅，漕河图三幅，海运图二幅；朝鲜、朔漠、安南、西域图四幅。其中的九边、黄河、海运、漕运等图都是罗洪先增加的。各图之后，还附有简要的文字和图表。

《广舆图》绘制严整，镌刻精细，山脉、河流、海岸、居民点等地理要素的相对位置都基本正确，如东南部的海岸和黄河以及长江水系的轮廓基本接近现代地图。使用的符号图例多达24种，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制图方法。罗洪先系统地运用了当时已濒于失传的“计里画方”法，如《舆地总图》以每方为500里，分省图每方百里，其他专题地图分别采用每方40里、100里、200里、400里、500里不等。“计里画方”的系统化和图例的运用，使我国传统的地图绘制法臻于成熟。

（二）、测定和绘制黄河源地图

元朝以前，还没有以地理考察为目的进入河源地区的记录。元十七年（公元1280年），元世祖召见都实和他的堂弟阔阔出，要求他们查找黄河源。当年四月，都实与阔阔出从河州启程，四个月后到达河源。冬天返回，将城和转运站的设计位置画成地图上报，元世祖大喜。后来潘昂霄著成《河源记》一文，我国第一次对黄河源的考察得以流传后世。

都实等人对黄河源的考察，加上吐蕃人对河源的了解，已经将黄河的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。他们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、地形、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考察和记录都已相当具体准确。更可贵的是，他们并不迷信史料，而是尊重事实，对前人不符合实际的说法大胆予以否定，比那些死抱着儒家经典的陈说不放的人要高明得多。（待续未完）

（资料来源：《中国测绘》）

上图为《广舆图》